“2022年至2024年，永川區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共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1973件，其中調解結案794件，仲裁、訴訟、強制執行943件，為1990名職工挽回經濟損失3415萬元……”這是重慶永川區總工會實施“工會主導·多方協同”工作法以來的成效。

近年來，永川區總工會錨定“‘一站式’維權，‘全鏈條’護航”工作目標，通過“一門受理、雙向調解、三方審理、多方聯動”的創新模式，在縮短職工維權時間、節省維權成本的同時，也構建起勞動爭議風險從源頭預防到末端處置的閉環處置機制，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提供了堅實保障。

只進一道門，最多跑一次

“沒想到區總工會僅用了8個小時就幫我們要回了欠薪，太感謝他們了。”今年3月，重慶永川區某服飾公司職工張林拿著調解協議，激動地連連說道。

原來，張林等32名職工被該服飾公司拖欠了2個月的工資，在與企業多次溝通無果的情況下，他們找到永川區總工會尋求幫助。接到反映后，該區總工會勞動爭議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周龍翠和喻小娟一方面根據職工的投訴生成工單，另一方面立即將情況同步給工業園區工會、人社、司法等部門，并趕赴企業展開調查。

在確認企業欠薪事實后，法律援助律師陳渝根據勞動法中關于欠薪的規定，為企業和職工深入剖析法律條文背后的權利與義務，并引導雙方通過仲裁調解書快速解決爭議。

最終，在多方努力下，僅用了8小時便促成企業與職工達成和解，雙方現場簽訂調解協議并進行司法確認。

陳渝告訴記者，與以往相比，這次調解工作發生了顯著變化。如今，工會通過整合資源，實現“一窗受理、集成服務”，案件平均處置周期縮短了2天以上。律師也從傳統的訴訟維權模式中解放出來，通過優先調解的方式，3天內即可完成調解協議簽訂。

永川區總工會黨組成員、副主席吳濤介紹，區總工會秉持“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工作理念，在區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區人民法院、區綜治中心設立受理窗口，確保職工進得了門、找得了人、辦得了事。同時，配備專兼職調解員、法律援助律師20名，并將其執行年限及案件辦理情況對外公示，提供案件指派專人辦理和來訪職工自由選擇承辦人兩種方式。

“工會的‘一站式’維權，省心省力。”該區多名職工表示，區總工會給他們吃了顆“定心丸”，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了“娘家人”的溫度。

織密“調解網”源頭解紛促雙贏

“我們已經半年沒有發工資了，企業每次都以各種理由搪塞，我們確實沒辦法了。”3月10日，永川某傳媒公司員工周華與劉成因工資被長時間拖欠，準備前往重慶相關部門反映情況。

永川區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在接待時，察覺到二人情緒激動，立即上報并迅速組織雙方調解。調解室內，氣氛一度緊張。調解員一邊安撫他們情緒，一邊與企業負責人溝通，言明拖欠工資應該承擔的法律后果。

最終，在調解員耐心勸導下，雙方態度逐漸緩和，企業負責人現場支付部分工資，并承諾盡快支付剩余款項。

從最初捕捉到勞動爭議的“火苗”，到最終司法確認書莊嚴落筆，全程僅耗時3小時。這背后，是永川區總工會精心構建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化解體系在幕后高效運轉、精準發力的生動體現。

據介紹，該體系以織密“調解網”為核心，區總工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為主導，42個基層調解委員會為補充，形成上下貫通、左右聯調的網絡。同時，《重慶市永川區總工會法律援助管理辦法（試行）》明確，突出“調解為主，訴訟為輔”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化解體系，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關口把控。

“這一體系不僅注重矛盾的化解，更注重從源頭上預防糾紛的升級，形成職工權益保障與企業健康發展的雙贏局面。如通過開展‘法治體檢進企業’活動，為企業提供合規經營指導、普法宣傳和風險排查，促進勞資關系和諧。”吳濤說。

“鏈式聯動”跑出和諧“加速度”

在永川區，工會、法院、人社、檢察院等多部門聯動化解勞動爭議已成常態。也得益于多部門“鏈式聯動”勞動糾紛案件辦理效率得到顯著提升。

不久前，永川區人民法院、區總工會以視頻形式成功調處了一起勞動爭議案件。黃勇在甘肅務工遭遇了欠薪問題。由于雙方均不在永川區，區總工會了解情況后，遂決定在網上進行調解。經過調解，雙方很快達成了調解協議：對方于2025年8月31日前支付黃勇勞務工資8260元。

記者了解到，2022年，永川區總工會聯合區委政法委、區人民法院、區人社局、區司法局打造了集訴源治理、法律援助、訴調對接、裁審銜接等功能于一體的勞動爭議化解綜合服務平臺——永川區勞動爭議調處中心，并在中心建設了一個審判庭，作為區法院巡回審判庭和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第四仲裁庭。與此同時，為推動實現多部門的“鏈式聯動”，該區總工會還構建了重大案件信息研判、日常聯絡及聯席會議、多元化解等機制，明確各部門的職能職責。

吳濤表示，下一步，區總工會將通過完善“工會+法院+人社+司法”聯動機制，推動勞動爭議案件訴前調解、執行墊付等流程標準化；開發勞動糾紛預警系統，整合社保、信訪等數據，通過算法識別欠薪、工傷等高風險企業；培育勞動關系協調師隊伍、發布職工維權“紅黑榜”等舉措，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貢獻工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