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制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難題，優化算法是一道必須邁過的“坎”。在制度機制不斷優化、短板弱項持續補齊補強的現實語境下，打破算法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制約和影響已經具備了實現條件。

據7月1日《工人日報》報道，6月27日，貨拉拉廣東省域算法協商懇談會在廣州市召開。貨拉拉平臺方和司機方雙方經過協商，在加大對用戶拖欠運費的管控力度、推廣“防疲勞”機制等6個方面達成了一致意見。此次協商懇談會在全國總工會權益保障部、社會聯絡部以及廣東省總工會等單位的共同推動和指導下進行，體現了勞動法、工會法等法律法規在平臺經濟領域的生動實踐，為后續工作提供了明確的行動指南，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了“廣東樣本”。

推動平臺企業開展算法協商，是工會推動構建“技術向善”的新型勞動關系的重要抓手。通過建立算法協商懇談機制，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中與算法控制密切相關的內容納入定期溝通協商的議題范圍，構建可持續的算法問題溝通渠道，不僅有利于保障貨車司機的知情權和參與權，維護司機群體的穩定，而且為探索解決困擾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急難愁盼問題中的深層次因素提供了新機制、新路徑，進一步拓展了集體協商在新就業形態領域的運用。

新就業形態是伴隨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加速演進出現的，因其具有不同于傳統就業形態的特征，所以現行勞動法治體系難以對其提供有效的保障，相關勞動者的權益保障也存在較多短板。比如，由于勞動關系認定難，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一直游離在勞動法律關系之外，得不到勞動法的保護；由于社保與勞動關系的“捆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無法被納入現行社保體系中；受“算法”所困，不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作生態并不友好，在勞動安全健康方面存在一些風險隱患；由于勞動報酬的構成和發放缺乏制度約束，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經濟權益有時無法得到保障，等等。也正因此，不時有媒體報道稱，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被“困在系統里”。

為強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作為職工的“娘家人”，各級工會一直在努力——強化制度供給，單獨或聯合有關部門出臺了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意見；優化維權機制，擴大“一函兩書”勞動法律監督、“一站式”調解在新就業形態領域的運用；深化勞動關系協調，推動頭部平臺企業開展各層次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健全社保制度，聯動有關部門有力有序開展“新職傷”試點提質擴面、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限制；創新實施“559”工作部署，強化建會入會和服務保障，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可感可知、可及可達的服務……可以說，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

應該正視，解決制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難題，優化算法是一道必須邁過的“坎”。在制度機制不斷優化、短板弱項持續補齊補強的現實語境下，打破算法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制約和影響已經具備了實現條件。人社部、市場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等部門不斷出臺指導意見和行動指引；最高法在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認定方面，確立了“支配性勞動管理”的審判規則，合力推動、督促平臺企業保障算法的合理性、公平性。集體協商制度的廣泛應用和實踐成果也充分證明，以推動算法協商為抓手，能夠有效解決困擾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一些難點痛點問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工會在推動平臺企業開展算法協商方面的努力，既是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深層次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急難愁盼問題的有益探索。期待這些努力和探索，能夠一步步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固本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