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我國著名記者、出版家鄒韜奮（1895—1944）離開我們已有80余載。可他的身影總能穿越時間，閃耀著精神力量。

最近大熱的“citywalk”（城市漫步）中，不少上海年輕人將鄒韜奮故居和紀念館標記成了熱門打卡點，到現場感受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卓越的文化戰士提筆奮斗的過往。在社交平臺上，有人以他的“真正的隨遇而安是積極的……如此便能從中尋得樂趣，身心也能尋得棲息之所”自勉，更有人揮毫潑墨，躍然紙上的正是他的抗戰詩“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

回望百年歲月，正是國家風雨飄搖之際，鄒韜奮以筆為刀，不懈戰斗。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后，年僅27歲的他在黃炎培等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股主任，開始從事教育和編輯工作。1926年10月，鄒韜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以犀利之筆，力主正義輿論，抨擊黑暗勢力。開設“小言論”“讀者信箱”等特色欄目，倡導“竭誠為讀者服務”——《生活》周刊之所以從原來一份發行量只有2800多份的內部刊物，變成后來最高發行量達到15.5萬份的大眾刊物，就是與韜奮先生的辦刊理念有關。

抗日戰爭爆發以來，鄒韜奮的筆鋒愈加犀利，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風格迅速改變，以反內戰和團結抗敵御侮為根本目標，號召全國人民共御外敵，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2年1月，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鄒韜奮出版《生活》周刊“緊急臨時增刊”“臨時特刊”，7月，成立“生活書店”，由他任經理，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作者。短短幾年，“生活書店”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擴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數十種進步刊物和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余種圖書。

1933年1月，鄒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當選為執行委員。因敢寫、敢說、敢做，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被迫流亡。他自述：“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面盡量運用我的筆桿，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一面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1935年流亡回國，鄒韜奮依舊奮戰在新聞出版的最前線。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大眾生活》周刊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志發行紀錄。1936年11月，因積極宣傳抗日，他同救國會的沈鈞儒等其他領袖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鄒韜奮獲釋，在上海創辦《抗戰》三日刊。上海淪陷后，他轉至武漢，繼續主編《抗戰》。武漢淪陷后，到重慶創辦和主編《全民抗戰》。他堅持“在這抗戰的時期，筆桿應該和槍桿聯系起來，文化食糧的供應應該和軍火的供應配合起來”。這些以抗戰為主題的刊物和生活書店的出版物，在廣大讀者中喚起了巨大的愛國熱情，將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

鄒韜奮生前曾多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入黨愿望。他還利用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反對和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消極抗日的種種倒行逆施和專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動當局加緊了對鄒韜奮的迫害，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他秘密赴廣東游擊區，并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后因病被秘密護送到上海治病。

病中，他口授遺囑，再次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和請求。1944年7月，鄒韜奮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周恩來曾高度評價鄒韜奮：“在他的筆底，培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促成了現在中國人民的勝利。”

硝煙已散，墨香猶存。如今，位于上海重慶南路萬宜坊54號的韜奮故居和隔壁53號的韜奮紀念館，那些珍貴的手稿、報刊、著作，都在訴說著一個時代的故事，傳遞著一位愛國者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