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日，北京某生物醫(yī)藥公司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相關民主程序，以嚴重違紀為由解除了在任工會主席孫女士的勞動關系。

孫女士不認同公司給出的辭退理由，尋求上級工會組織的幫助。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總工會的指導糾正下，公司仍堅持解除與孫女士的勞動關系。

經開區(qū)總工會按照規(guī)定為孫女士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孫女士勞動仲裁勝訴后，公司不服仲裁提起訴訟。北京市大興區(qū)人民法院2025年1月15日作出民事判決，判決該公司向孫女士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5萬余元。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公司上訴，維持原判。

此后，公司履行判決，孫女士收到賠償金25萬余元。“在近一年的維權過程中，工會工作人員憑借全程的專業(yè)指導和熱心服務，幫我維護合法權益。”孫女士說。

解除勞動合同

孫女士于2018年5月18日入職北京某生物醫(yī)藥公司，任市場部門項目主管，雙方先后兩次簽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后一次勞動合同的屆滿時間為2025年5月16日。

2023年2月17日，孫女士當選為該公司工會主席，任期至2026年2月16日。

2024年2月23日，公司向孫女士送達《警告函》，“根據《關于加強營銷人員客戶拜訪管理的通知》《關于加強員工考勤管理的通知》的規(guī)定”，以孫女士在2023年2月22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間存在“違反公司管理規(guī)定，非出差時間未到所負責的終端或經銷商辦公地點進行出勤打卡，作為營銷中心市場部人員，未能深入區(qū)域一線市場，未達成每周至少四天拜訪醫(yī)院或經銷商（需在相關拜訪地點打卡拍照作為考勤依據）”為由，給予孫女士警告處分。

2024年4月15日，公司再次向孫女士送達與第一份理由類似的《警告函》。兩天后，孫女士向經開區(qū)總工會尋求幫助，并在4月19日，攜帶其工會主席審批任命文件和法人證來到經開區(qū)總工會咨詢維權事宜。

與此同時，孫女士接到了公司與其解除勞動關系的郵件。公司未按相關民主程序，直接向孫女士送達《解除勞動關系通知書》，與孫女士解除勞動合同。

之后，孫女士在經開區(qū)總工會的幫助指導下，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公司向其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等款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支持了孫女士相應仲裁請求。公司不服裁決，訴至法院。

事實依據不當

2024年11月12日下午，北京市大興區(qū)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當天，經開區(qū)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參與旁聽與調解。庭審中，公司堅稱解除孫女士勞動關系合法。

在調解過程中，經開區(qū)總工會進一步闡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二章第十八條規(guī)定，工會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滿時，不得隨意調動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調動時，應當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罷免工會主席、副主席必須召開會員大會或者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非經會員大會全體會員或者會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過半數(shù)通過，不得罷免。

法院認為，就查明事實而言，雖然孫女士在2022年11月2日對待相應簡單工作時較為消極，但該行為距公司與孫女士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間長達17個月，同時結合相應行為情節(jié)較輕的情況，可以認定公司將此作為與孫女士解除勞動合同的事實依據，顯屬不當。

另外，公司未舉證證明其公司在2024年2月23日給予孫女士警告處分所依據的規(guī)章制度系經法定民主程序制定進行舉證，故對孫女士給予相應處分的做法顯屬不當，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

違反法定程序

法院經審理認為，公司與孫女士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事實依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孫女士有權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并判決公司向孫女士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5萬余元。

公司不服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院經審理后最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大興區(qū)人民法院毛希彤法官認為，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二章第十八條只規(guī)定了工會主席、副主席因工作需要調動時，應當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而未規(guī)定用人單位與工會主席解除勞動合同時應履行上述程序。但是，考慮到解除勞動合同對勞動者權益的影響的嚴重性程度遠高于調動工作的客觀實際情況，以及確保工會職能正常發(fā)揮的需要，應認定用人單位與任期未滿的工會主席、副主席解除勞動合同時亦應履行相應程序，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